从长江刀鱼看“三渔问题”的化解

文/戴星翼

戴星翼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中心主任。
报载,2018年长江刀鱼的价格又创新高,产量又创新低。这是一个“三输”的局面。首先是生态系统输了。我们的母亲河长江的水体生态可以说已经崩溃。其次是渔民输了。高昂的收购价无法抵消刀鱼产量的锐减,无人在涨价声中获益。其三是消费者输了。曾经的刀鱼,只是老百姓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鱼类。今昔对比,令人叹息。

长江生态待拯救
在长江,类似的悲剧不断发生。白鳍豚已经绝灭;江豚30年前还成群结队在江上嬉闹,如今也成了濒危物种;同样濒危的还有中华鲟;曾被称为“软黄金”的鳗苗,如今几乎绝迹。如此种种,可谓惨烈。
导致如此多的珍贵物种陷入灭顶之灾的,是人类长期的狂捕滥捞。对此,相关部门是有所认识的,也采取了控制措施。自2003年以来,对我国大小江河从每年的4月1日起,实施3个月的禁渔期。而对长江自2016年开始把禁渔期延长至4个月。与此同时,各地还划定了一些禁渔区。
应该说,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整体上不足以遏制资源衰退的态势。因此一些专家认为,长江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禁渔期,其生态才可望得以恢复,种种珍贵渔业资源种群才可望达到较为正常的水平。这意味着消费者将会十年不知长江刀鱼的美味,但无论如何,为了拯救长江生态,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渔业人口是问题核心
采取长期全面禁渔的真正障碍,不在消费者,而在于规模过于庞大的渔业人口。换言之,真正的障碍在于“三渔问题”也就是渔民、渔业和渔村问题该怎样全面解决。对此,农业部门下的某个主管机构是无能为力的。
“三渔问题”的核心是渔业人口。我国捕捞业有渔船百万艘,渔民及抚养人口约2000万。如此巨大的规模,足以使近海和江河水体的渔业资源承受其不堪承受的压力。与一般农村人口相比,渔业人口的技能通常更为专化,知识通常更多地来自长辈的传授和自身实践,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较低。这些特点决定了捕捞业人口转向从事非渔行业的难度。
近年来,我国渔业人口数量呈现缓慢的下降。但与拯救崩溃的水体生态系统的要求相比,渔业人口的退出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其中的核心矛盾,是技术进步推动的捕捞能力上升与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对称的。渔民的捕捞能力突飞猛进,一些贪婪的渔民会使用过密的渔网,甚至以电击手段捕鱼。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在技术的滥用下变本加厉。
而生态系统则是完美的负反馈系统,其资源要素和所有生物种群会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关系。任何物种都不可能过度增长,因为会遭受资源和天敌种群的双向遏制。正因为如此,刀鱼这样的种群就不可能维持不断增长的产出。人类捕捞能力的上升与鱼类种群产出的有限性之间的碰撞,结果就是后者的大幅度衰退。
因此,缓慢的渔业人口退出不能缓解长江承受的捕捞压力,在技术与贪婪结合的作用下,这种压力还会更大。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长江沿江各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刀鱼资源的保护。

“休渔十年”工程庞大
长江渔业人口是大规模退出的时候了,“休渔十年”的决心也该下了。但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某个渔业办公室之类的机构所能承担。退出的不应该只是渔民,而应该将“三渔”一并考虑。例如,如何鼓励渔村家庭进入城市?用怎样的培训机制才能让渔民成功地在非渔部门就业?那些已经退出但难以实现非渔就业的人们,应该获得何种水平的生活保障?如何让渔村的孩子获得高水平的教育,从而使得他们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在城市,而不必如祖祖辈辈那样靠打鱼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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