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是生态环保的观众吗

文/戴星翼

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存在一些共同点,比如工程化、技术化、项目化。久而久之产生惯性,认为工程或项目以外的人与此无关。这可以说是一种“挤出效应”——居民成了生态环保的观众。
另外,自上而下地推进是我国生态环保的主要模式。层层督促、层层发动,到了个体居民层面,动员的效率会随之降低。因此,需要通过自治机制或草根层面的自运行机制,吸引居民参与生态环保。

“人”的发展是根本
为什么居民需要参与各种生态环保活动?最重要的理由是,培养人们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和公共责任心。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无所不在,比如,近年来人均生活垃圾产出的节节上升,正是由于网购、外卖的普及;我们随手丢弃的垃圾越来越多,导致街道需要不停地被打扫。
即便在环保领域,人为问题也会推高环境保护的成本,乃至造成进一步的环境问题。比如废纸的回收,成本最低的方式是居民通过举手之劳,自觉将废纸收集存放,然后定时定点投放。这种方式产生的废纸也是相对干净的。
如果居民丢出来的是混合垃圾,再通过小区保洁员等进行“二次分类”,该方式显然是高成本的。而且,混合垃圾中拣出的废纸是比较脏的,去除废纸上的污垢则会造成新的污染。根据美国的相关研究,如此回收的废纸造成的环境损害,甚至超过了不分类。所以,“人”的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只有每一位居民都拥有环境责任心,生活垃圾分类才会取得成功。

如何保护长江水生态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环保领域较为“老大难”的问题,通常都是人为因素在扮演“钉子”角色。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水生态的保护。众所周知,长江的很多珍贵渔业资源已经枯竭。曾经每年吸引一万多条船云集长江口的鳗苗,如今已近乎绝迹;曾经横行万里大江的中华鲟,如今只能依靠人工繁殖和放养来维系种群;曾经因为太普通而被老百姓视为不好拿出来待客的刀鱼,如今身价已每斤万元。
重要的经济鱼类已濒临灭绝,首要原因当数人类恶性膨胀的捕捞能力。显而易见,我们的技术日新月异,捕捞的效率也不断提高。但生物不一样,它们无论怎样进化,其种群的繁衍无法突破生态规律的限制。以无限提升的技术能力应对有限繁衍的鱼类种群,结果必然是渔业资源的枯竭。
对此,唯一的出路是人类的自我约束——限制捕捞量,以保持各种鱼类种群数量的长期稳定。其中涉及的措施有很多,如对网具的限制、规定渔船的捕捞配额、规定禁捕期和禁捕区、保护鱼类产卵地等。但最根本的,还是大幅减少从事捕捞业的人口。对于长江未来有没有必要继续保留捕捞业,可作为一种选择进行研究。这些措施到位了,再配合沿江的污染控制和产业布局的调整,“长江大保护”的目标才能实现。

转移渔业人口
不过,渔业人口的转移并不容易。很多渔民曾经是漂泊不定的船民,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立足之地,建成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渔村。这意味着渔民更加脱离主流社会,其社区更加封闭,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更加依赖口口相传,要求他们转向其他行业,其难度要远大于农民离开土地或工人转岗。
长江渔民的整体转移需要一种长期且系统的策略,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些补贴之类。比如,渔村的学龄儿童最好进入大中城市的学校住校学习,使之能更好地适应城市。渔村年轻人的转岗培训力度,可以更大,以保证他们能够在城市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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