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话百年

文/高蒙河

高蒙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致力于构建公众考古学,出版《考古不是挖宝》《考古好玩》等考古随笔,担任良渚博物院陈列展览总策展人。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它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迄今已有大约200年的发展过程。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这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到2021年,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已经有整整100年了。
说到西方考古学,我们知道,在它诞生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有过一个古物学的阶段。那时,人们热衷于收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艺术品和镌刻在器物上的铭文,借以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在中国,早在宋代就对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进行著录和考释。当时的皇家贵胄、文人士大夫希望通过这些实物追寻传统,形成了以“证经补史”为特征的金石学。此后金石学一直发展下去,到清代达到鼎盛。
但是,古物学和金石学基本上都是以传世品为研究对象的,这种传世品大多世代相传,真伪难辨,出土地点也不太明确,作为藏品鉴赏、文物把玩尚可,但作为史料的科学研究价值非常有限。所以古物学和金石学都被视作考古学的前身,而不被认为是考古学。
考古学与古物学和金石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发现和研究实物资料的方法,那就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地层学来自地质学,类型学来自生物学,在19世纪的欧洲,它们都被运用到发掘和研究中。地层学用以判定地下堆积中文物的相对确切的年代,类型学使庞杂的出土物得到分门别类的系统处理。
地层学和类型学被今人比喻为一部推车的两个轮子或一架飞机的两个机翼,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两种方法,考古学才成为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学问。这种学问在20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以后,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的发现和研究方式,使得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的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那么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则开启了中国学者自主进行考古工作的大幕。此后,在北京周口店、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历城城子崖、陕西宝鸡斗鸡台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开始通过考古学成果构建历史和知识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田野工作水平持续提高,考古成果层出不穷,考古研究机构不断完善,考古管理逐渐规范。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学发现创新和研究创新硕果累累,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人类起源与发展、农业起源与发展、文明起源与发展、国家起源与发展都成为长盛不衰的重要研究课题。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体系正在形成,中国逐渐由考古大国成为考古强国。
在迎来中国考古诞生百年之际,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几代考古人的接力,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果延伸了历史轴线,强化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不但为构建“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发挥了自身的学术性、支撑性作用,还在建立中国文化自信,激发全民爱国情感,提高民族素质,增进民族凝聚力,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和重要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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