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以吃的景观”说开去

文/戴星翼

 


戴星翼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中心主任。
放眼世界,城市多坐落于最肥沃的土地,也就是冲积平原或沿海河口平原。对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只有足够广阔和肥沃的平原才能养得起大城市。但随之而来有个矛盾,就是城市的扩大会吞噬养育它的肥沃土地。现代城市重视绿地比重,很多人认为,绿地多的城市便是“生态城市”了,殊不知城市绿地的前身几乎都是优质耕地。在我国,平原面积不过才一百万平方千米左右,人均耕地大约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耕地资源因此显得特别珍贵。不言而喻,城市绿地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是有矛盾的。
注意到这一矛盾的,也包括国际规划学界。过去20年间,许多规划学家倡导一种“可以吃的景观”,其内涵就是利用城市绿化用地种植各种蔬菜、水果甚至粮食,从而使一块土地既发挥景观的作用,又保留耕地的功能。当然,要实现这双重目标,还需要设计和相应的技术改良。在实践上,国内外都做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尝试。例如,英国托德莫登小镇的居民,几乎将所有城市绿地变成了菜地;发源于美国的“一米菜园”,现在已经推广到了不少国家;在我国,一些城市社区利用拆除违章建筑获得的零星土地,建起了“社区菜园”。
反过来,在城市建成区保留一些农田,也能够实现景观和农业的双重收益。笔者亲见伦敦金融城不远处有一片牧场,牧场被闹市区包围,草地上点缀着白云般的羊群,这景象看似怪异,实则和谐。在日本,城市建成区——也就是“市街化地区”——会保留一些农田或菜园。无论这是城市规划有意为之,还是农民执意保留自己的土地所致,纳入市街化地区范围的农田,其政府主管部门便由农业部门转为园林部门,会有园林专业人员对此类土地的经营进行指导。如果农田的景观效果达到政府要求,农民还会获得相应补贴和奖励。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政府以很低的成本获得了绿地景观,而农民则获得了额外的收益。
“可以吃的景观”不仅提供风景和农产品,如果组织得当,机制合理,它还可以创造更多社会价值。比如,它可以向市民提供亲子活动的场所。了解蔬菜从幼苗到成品、从土壤到餐桌的全过程,不仅可以让孩子获得知识,还可以让他们学会从蔬菜的长势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锻炼其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这种主动的学习过程,是对学校教学的有力补充。另外,“可以吃的景观”还有利于培育社区机制,融合邻里氛围。左邻右舍在一起种植,会拥有更多共同话题,也有更多互相帮助、互相赠与和互相学习的机会。以托德莫登小镇为例,居民集体行动,意味着参加活动的居民一起制定规划、规则,包括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为此,居民必须学会讨论和沟通,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学会包容、妥协和达成一致。若能借鉴这些经验,辅以适当的组织和合理的机制,我国当前涣散的城市社区就可以由此凝聚起来。更广义地来看,活跃的社区菜园可以承载教育、体验和休闲娱乐功能,可以与健康和艺术等领域联系起来,甚至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总之,“可以吃的景观”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城市绿化用地的使用可以更多样化一些、更功能化一些,力求在同一块土地上叠加多重价值;绿地建设也必须有成本收益的考量,而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一味地追求城市的绿地比例。在这一点上,近年来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例如,一些地方在郊区、小镇、乡野,乃至建设中的新农村,也模仿城市建设绿地景观,全然不管四周已有无边的绿色;又如,在成片别墅区的小区道路上种植大面积的绿化带,此类景观设计有无必要显然值得商榷;再如,绿化部门偏爱绿化景观的视觉效果,大妈们却连适合跳广场舞的场所都没有。确实,生态建设也有一个“为了谁”和“怎么办”的问题,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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