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威尔逊:
一只刺水母开启科学探究的人生之旅

文/乔志远

爱德华·威尔逊(1929—)
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他是社会生物学奠基人,也是最早宣传“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人之一,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福德奖等。
年轻的蚂蚁分类学家
在加冕美国科学院院士、社会生物学奠基人、“生物多样性”概念倡导者等一系列头衔以前,爱德华·威尔逊只是一个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寻常人家的孩子。7岁那年,他在家附近的海边邂逅了一只美到“震撼心灵”的刺水母。这次不期而遇给他的童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那只刺水母的倩影成为他日后求知之路的启蒙,引领他走向常人难以企及的辉煌。
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除了喜欢一个人静静观察水母与海鱼并立志要成为出色的海洋学家外,他与其他同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一次钓鱼事故却让少年的梦想戛然而止:在抓奋力挣脱的鱼时,他不小心被鱼鳍刺瞎了右眼,丧失了立体视觉。祸不单行,不久后,威尔逊又发现自己的听力存在很大问题——他听不见高频率声音,如果不戴助听器,他甚至无法分辨鸟类与蛙类的叫声。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打击,近乎断绝了威尔逊成为生物学家的一切可能。
威尔逊并没有被这些意外击倒。严苛的军校生活赋予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在经过短暂的消沉后,威尔逊开始重新建立他与生物学的联系:既然身体的障碍不允许他研究敏捷的、可发声的动物,那不妨去研究微小的、沉默的动物——昆虫。当时,鸟类、鱼类、哺乳动物是生物研究的热门领域,而昆虫鲜有人涉足,长期深入研究其中一个物种的更是凤毛麟角。能不能取得成就,威尔逊自己心里也没底,但从事生物研究,这似乎是他唯一可以走下去的道路。
万幸的是,上天关了一扇门,也会打开一扇窗。威尔逊的左眼视力超乎常人,他可以用手指把小昆虫捏起来仔细观察,分析它们的外貌特征与生活习性。威尔逊的坚持得到了家人与军校老师的鼓励,彼时蓬勃发展、学派并起的博物学更是点燃了他心中对生物研究的激情与向往。为了确保自己研究的独特价值,威尔逊放弃了蝴蝶这一在当时极为热门的研究对象,将目光放在了他所感兴趣的蝇类上。
然而,老天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当时用来捕捉蝇类的昆虫针,主要由捷克斯洛伐克制造。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苏联阵营,在身处另一阵营的美国再也买不到这种针了。威尔逊只得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蚂蚁,并就此与蚂蚁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7年,威尔逊考入亚拉巴马大学生物系,在那里,他得到了严师的督促与提携,开始学习野外昆虫采集与观察的基本技巧。1951年,威尔逊转读哈佛大学,并与新婚不久的妻子分别,只身前往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转了一圈。为了收集当地的特种蚂蚁,他忍受着酷暑、疟疾、水蛭的侵扰,甚至还与流亡的犯罪分子擦肩而过。最终,威尔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得到了昆虫学界的一致认可。
1955年,年仅26岁的威尔逊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被授予终身教职,从事蚂蚁的分类研究。要知道,“分类”可不是简单地给生物贴标签。当时,有权进行生物分类的人,往往是某一类物种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分类学家,可谓某类生物的“大总管”兼“发言人”。26岁便能成为其中一员,威尔逊在蚂蚁研究领域的地位可见一斑。

寻找利他行为的根源
在早年的实地调研中,蚂蚁极强的集体意识与奉献精神给威尔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经简单论述过蚂蚁族群中普遍存在的利他表现,并认为这一点有悖于“自私”的天性,对基因的传承似乎很不利。既然如此,这种奉献精神与利他行为又是如何在蚂蚁群体中代代相传、保留至今的呢?经过漫长的探索,威尔逊把生物学与社会学结合,创造了生物学研究中极具争议的分支学科——社会生物学。
1975年,威尔逊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首次提出了“社会生物学”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社会生物学不仅对某一物种的习性进行阐述,而且通过分析该物种去探寻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生存法则”。1978年,他出版了《论人的本性》一书,他认为:每一种存在至今的物种都是在数百万年间基因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改进的产物,都可被视作独立的、完整的进化实验。社会生物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物种的宏观分析,去探寻并检验遗传性社会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适性原理。
只是提出概念远远不够,威尔逊还通过社会生物学阐释了利他行为与奉献精神出现的合理性,也就是所谓的“别人落水了,你为什么想去救”。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都应该是自利的,也就是“别人落水了,你不应该去救,这样你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显然,这个说法是有违常识的,因为生物界充满了相亲相爱,甚至舍己为人的行为。为了解释这类行为,学者威廉·汉密尔顿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利他行为的目的,是确保有近似基因的个体能存活下去。也就是说,自然选择的对象是基因:别人落水了,如果是亲近的人,那应该去救;如果是不够亲近的人就不应该去救。
这一理论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威尔逊并未全盘接纳这一假说。威尔逊认为:亲缘选择意味着生物个体需要时刻“算计”,行动前一定要先想一下自己和对方的关系,再考虑救不救——这也是与现实相违背的。
威尔逊通过研究蚂蚁的社会行为,构建了数学模型,并为利他行为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群体选择。危难之时,个体最为看重的,不是达尔文所说的“自身”,也不是汉密尔顿提出的“血缘”,而是生物自身所处的“群体”。利他行为的发生,是为了确保自己所处的群体能够活下去。他用实验证据支持这一模型:把一些分属不同谱系的蚂蚁从小放在一个蚁巢里养大,这些毫无亲缘关系的蚂蚁之间也能够演化出互帮互助的行为和奉献精神。也就是说,开启蚂蚁利他行为的,不是基因,而是群体的共同成长。在朝夕相处中,蚂蚁学会了分工与合作,并甘愿为自己所处的群体奉献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保护蚁群中的其他同胞,可以保证其他更有能力的兄弟姐妹的繁衍。这种利他基因作为本能得到世代承袭。
在人类社会中,利他行为的出现更具有自利的性质。比如:人类的利他行为可以博取名声;利他者盼望通过自我的奉献,换取社会对自己或自己的近亲施以回馈。这种心理在进化过程中深深烙在基因里,并根深蒂固地成为现代人类特质的一部分。以利他行为为代表的与他人产生联结、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行为方式,又加深了个人与群体乃至社会的深层互动,这正是“社会演变的驱动力”。

终生都在探险的博物学家
亲缘选择与群体选择孰对孰错,在学界依然没有定论。但威尔逊的理论无疑给回答这一问题找到了新的研究视角。威尔逊还将这一发现与人类发展相结合,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阐述了人类的社会分工、亲缘关系等。他拒绝彻底切割天性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指出:“我们的社会性植根于我们的生物性之中,把文明跟生命对立起来本身是对人类天性的一种嘲讽。”
在社会生物学开始逐渐被世人接受之后,威尔逊又将目光放在生物的未来发展之上,并创新性地提出“生物多样性”与“亲生命性”两个概念,全力投入生态保护运动之中。比起被称作“学者”,他更中意“终生都在探险的博物学家”这一称谓。他认为: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尚未被发现,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它们在静静等待发现者或命名者。无论何时,他都是那个对刺水母着迷不已的小男孩,不知疲倦地探索这颗光彩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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