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人类科学最后的疆土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


文/包静砚

杨雄里,神经生物学家。1941年出生于上海市。1982年获日本学术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6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脑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辞海》副总主编,“中国脑计划”的筹建者和推动者之一,参与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神经科学领域发表学术论文270余篇,专著、译著多册,曾获多种奖励。
在我的印象中,杨雄里院士身形挺拔,习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时不时会冒出英语和年轻人交谈,绅士范儿十足。他视科普为责任,开设讲座、撰写读物、指导活动,亲力亲为。当然,对杨雄里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科研。在“人类科学最后的疆土”——脑科学的研究中,我能感受到杨雄里作为一名跋涉者的自信、骄傲和梦想,还有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执着和力量,这让他信步于脑科学研究领域开疆扩土。

在艰难岁月中自我磨炼

孩提时代的杨雄里是个聪明而贪玩的孩子,小学的成绩只在中上。上中学后,杨雄里渐渐成熟懂事,除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外,他对文学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他博览中外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此外,还常阅读科普著作和期刊,渐渐发现了科学对探索未知世界所蕴含着的无穷魅力。
“如果说20世纪是物理学世纪的话,那么,毫无疑问,21世纪则是生物学世纪。”科学家的这一预言,使杨雄里最终选择攻读生物学。1958年他考入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最初二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学习基础课程。之后,他进入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并确定跟随刘育民教授从事视觉研究。1960年,他被派至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应用光学专业学习光学。
在长春的二年对他的成长极其关键。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锻冶了他的意志。他不畏艰难,保持了高昂的学习热情,坚持进行每天十余小时的高强度学习,不仅在专业考试中取得全优的成绩,而且自学了英语和德语。他突出的学习成绩和外语水平至今仍为当时的同学津津乐道。
在那段艰难岁月中磨炼的刻苦、严格的生活习惯一直保留至今,使他对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当杨雄里朦胧地感到科学梦似乎就要破灭了的时候,有一种直觉和信念却变得愈发清晰:知识总是有用的,要坚持下去,绝对不要放弃。
他继续沿着既定的学术之路前进。他未放弃专业学习,并开始自学法语和日语。在“文革”中后期,他所参与的“灯光诱捕海水鱼机理”的研究和“中国人标准眼”的研究,为他在十年浩劫后的崛起奠定了工作基础。资源有限,时间有限,他走得十分艰辛,但他没有停顿。当“文革”结束,改革的春风终于吹进了科技殿堂时,杨雄里已经准备好了。

聚焦视网膜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杨雄里就一直聚焦于视网膜信息加工机制的研究。视网膜实际上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是脑的简化模型,常被称为“外周脑”;而且视网膜的神经细胞类型比较简单,排列有序,为科学家揭示脑的基本工作原理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标本。
1980年,杨雄里被选送至日本国立生理学研究所进修。在日本二年中,他在独特的保持完好血液循环的标本上,应用微电极细胞内记录技术,对视网膜水平细胞接收光感受器的输入信号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视觉研究》(Vision Research)等杂志发表了系列论文,引起了国际反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关于水平细胞接收光感受器信号的模型,被引入专著《眼生理学》(The Physiology of the Eye)。鉴于他论文的高水平,以及他出众的“语学”能力(他的论文写作和答辩均娴熟地用日语完成),1982年2月,静冈大学、国立生理学研究所在他提出申请后仅半年即联合授予他学术博士学位。
1985年,杨雄里赴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实验室美国科学院院士J·道林教授处工作,对鱼视网膜接收视锥细胞信号的水平细胞在长时间暗适应后对光的反应性受压抑的新现象进行研究,发表了三篇重要论文。1986年底,他作为访问教授南迁至贝勒医学院,与吴淼鑫博士合作,研究外层视网膜环路的信息传递和调控,在《科学》(Science)、《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众多论文。
1987年6月,在冯德培院士(现已故)鼎力推荐下,中国科学院任命杨雄里为生理研究所所长,成为当时科学院中最年轻的所长。之后30年,他主要在祖国的土地上耕耘。他以“视网膜中信息传递、调控及其机制”为主题,应用多学科技术,在整体、细胞、分子等多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专家委员会在对他的基金申请的评论中称,杨雄里“对视网膜功能做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贡献”。他应邀为国际著名杂志撰写长篇综述,并在多次国际会议上作大会讲演。
近十年来,杨雄里特别注意基础研究和临床问题的紧密结合。他的研究组在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近视眼等眼科主要疾病的发病机制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若干重要的成果,逐渐形成他的实验室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为“中国脑计划”呐喊

杨雄里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作为首席科学家牵头“七五”“八五”攀登计划和973项目。进入新世纪,脑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美国、日本和欧盟等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脑计划。杨雄里和一批中国科学家以不遑多让的历史使命感,大力呼吁推出“中国脑计划”,并期待通过我国脑科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回应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强势出击。目前,我国的“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已被列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和工程项目。
杨雄里认为,中国的脑科学计划应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支持下,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研究特色和优势,并要谋划长远,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时,还应加强以脑科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研究,开展以应用和产业为导向的协同创新,或将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按杨雄里自己的话讲,他只是一个中等天分的人。他说,我实在平凡,唯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值得我骄傲。他认为:“天才也许有,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并非天才,因此,不能期待机遇和成果的意外降临。智慧的花朵是要靠含辛茹苦的努力方能撷取的。”他的成功在于他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追求。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他对老师们怀着深深的敬意。2011年在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国际讨论会上作主旨讲演时,他深情回顾了我国神经科学发展的艰辛历程。他把前辈比喻作科学上的殉道者,称他们是中国社会的脊梁和英雄;他对青年科学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他的演讲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他无疑是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生理学家。冯德培院士早在20多年前就曾评价:“他作为一个优秀的生理学家,在国内已有公认的地位与一致的评价;在国际上,也有了定论。我所认识的各国生理学家在不同的场合对我说,杨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国际生理学会(IUPS)和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前主席伊藤正男在推荐杨雄里为亚大生理学联合会(FAOPS)秘书长时称:“您被认为是最受尊敬的现代中国生理学家。”尽管如此,他仍然告诫自己:“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经常用培根的名言提醒自己:“你所追求的目的,不在荣誉而在事业;你的成功得自于幸运,并非你的优异。”

转载请注明 文章来源:《科学画报》

〖 欲看更精彩文章、图片,请购买科学画报。每月月初出版发行,铜板纸彩色印刷,每本仅售8.00元 〗 

 
《科学画报》2018© 版权所有 沪ICP备05024827号